首页蒋介石为着实现其当民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迷梦，于一九三六年初，在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全国国大选举事务所，颁布国大选举条例。各地国大代表，名义上为民选，实际上全由复兴社和C．C．两大派系把持，所谓民选，不过是走走过场。全国都是这样，河南省也不例外。这两个大派系，为争夺代表席位，明争暗夺，勾心斗角，用分赃形式，把代表名额先行分配。复兴社河南省头目肖洒、陈淇、刘艺舟等，借此收受贿赂，出卖代表，弄得乌烟瘴气，互相攻讦，秽声远播。我本人为取得国大代表头衔，出而竞选，并在初选中得票较多，过了选举第一关，而且以复兴社小组长的身分，被内定为河南省淮阳专区（当时第七区）三代表之一。但因为资历不足，被别人抢走了。简述我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，可推知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的历史的一斑。
国民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，为着强奸民意，掩盖丑行，首先制定并公布国大代表选举条例，依照该条例规定，代表名额按地区人口多少以专区为单位选出，河南省淮阳专区，应选出正式代表三人。选举办法分三步：第一步初选，以县为单位，名额按人口分配，以联保主任为选举人（当时的联保，略大于现在的大队），淮阳专区辖淮阳、太康、鹿邑、沈邱、项城、西华、扶沟、商水八县，初选代表名额，按规定为正式名额十倍，八县共应选出三十人。淮阳人数最多，应选七人，太康、鹿邑两县，每县五人，其它五县，每县三人或两人。初选当选后由专区送经省选举事务所转报南京总事务所，从初选当选人中，圈定正式代表名额的三倍，如淮阳专区正式名额三人则圈定九人，把这九个人的名字，印在选举票上，交给选民，选民可就印在票上的九个人中，选出三人。照此规定，不印在选举票上的人，都没有被选举权。也就是当选的代表，必须由国民党头子们的圈定，所谓民选，本已打很大折扣。就是这样的选举条例，在选举进行中，也被弃之不顾。把持选举的头目，为所欲为，结果形成指定包办，连一点民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。
依照代表选举的有关章则规定，各省设代表选举监督事务所，所长由民政厅长兼任，负责主持代表选举事务，当时河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基虽负所长名义，但实际上很少过问，全省选举最高权力，操在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手中。复兴社和CC两大派系的头目，秉承刘峙意旨，把各区当选代表商定后，送由刘峙批准，即下达各专区照选。
当时的选举办法，想当选国大代表的人，经过初选、圈定、决选三关。操纵把持选举的头目，对每一关都严密把持，不少放松。为把持初选，他们通过各区专员，由专区举办师资训练班，调各县联保主任及一部分小学校长，受训三月，在受训期间，拉他们参加复兴社“组织”，结业后回各县任联保主任，以便在初选时，照上级的规定，选出初选候选人。我当时在淮阳任教育局长，专员黄勉对我不错，黄是广西人，国民党内政部长甘乃光的表弟，甘乃光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成立的国大代表选举总机关的大头目，他自以为在淮阳专区国大代表的人选中，应有一定的发言权，我当时参加竞选，是黄勉的授意。我在一九三三年初春，即参加了复兴社，是淮阳县教育工作人员复兴社分子的小组长，和淮阳专区复兴社的一号头目陈忱天关系颇好，当时黄勉兼任淮阳专区师资训练班主任，陈忱天兼任政治总教官，他们为给我在初选时创造条件，派我在该班任教育教员；每周上课两次，每次两小时，功课表上列的科目是教育概论和教育行政，实际在上课时，用相当多的时间为蒋介石歌功颂德，宣传法西斯主义谬论并相机为自己涂脂抹粉，给将来竞选创造条件。三个月结业时，来自太康的受训学员，都把我当作他们亲近的老师，每星期天在我家出入的也大有其人。因此在初选时，太康县共有七十五个联保主任参加选举，我得了七十三票，在五个当选人中占压倒的优势。第二名是尹楷之，得五十五票，杨承宗等三人，仅得三十票左右。当时的形势是在决选时，各县的选民，一定集中在这本县的候选人身上，淮阳、太康、鹿邑三县，人口多，选票多，淮阳专区的三个代表，每县选上一人，是势所必至的。各专区初选当选人名单报省后，省里操纵选举的头目，召开一次分赃的秘密会议，事后淮阳专区的头目陈忱天暗中向我透露，淮阳专区的三个国大代表，淮阳县于伯龙（成达中学校长，CC派小头目），鹿邑县朱修亭（省立女中校长，代表开明士绅，实际是复兴社分子）和太康县邢幼杰（我竞选时的名字，复兴社的小头目）。陈忱天向我透露这一消息时，特别强调他给我出了不少力，当时我也知道他想从我身上找点好处，但我本没钱，因此没有满足陈忱天的要求，使陈感到不快。恰在这时候，周口镇的大地主、大资本家李绍遽（周口镇无人不知的李八少）在淮阳大宴宾客，淮阳城内的八家大馆子都被他包用，每天客人数十个，接连请了五、六天，不但大小官吏、学校教职员、大小土豪劣绅，全被请到，少露头脸的商民也都是他的座上客。听说他的请客是为竞选国大代表，又听说他在周口附近，有良田四千多亩，各大城市都有他的财产。北京市西城著名的花园饭店、中裕饭店，都是租他的房子，前门大街路东唯一的一家大杂货店，是他经营的许多商店之一。财发足了，又想过官瘾，他知道有了国大代表的头衔，不难求得一官半职。他知道，有钱好办事，他经人介绍，结识了包办淮阳专区选举的头目陈忱天。除送给不少古玩玉器外，许陈如能让他当选国大代表，以五万元现款为酬。陈自知力有不遂，乃偕同李到开封，见河南省复兴社大头目肖洒、刘艺舟、陈琪等人。那时的五万大洋，按购买力说，约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人民币，是笔不小的数目。开封的大头目，见钱眼热，几经会商，更改了淮阳专区既定的代表人选，以李绍遽和尹楷之，代替了于伯龙和我。其所以去掉于伯龙，因为李是淮阳县人，淮阳只能选出一个代表。其所以去掉我，是因为李绍遽占的是复兴社的名额。尹楷之是CC派在太康的小头目，初选当选的第二名，又是县里的地头蛇，以尹代邢，问题还不太大。于伯龙是淮阳县的学阀，在教育界服务多年，久以热心教育，桃李满门见称，李绍遽只是在周口以多财善贾知名，不为淮阳多数民众所称赞。以李代于的消息传出后，淮阳城内舆论大哗，人言啧啧，什么“财神当道，孔孟无灵”啦，什么“钱可通神”啦，什么“古玩字画”代表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教育界中的几个好事者在于伯龙的唆使和我的支持下去找专员黄勉，表示坚决支持于伯龙和我。这时的黄勉更为专区代表人选事，感到不快，因为李绍遽行贿事，他已有耳闻，以如许巨款，他身为专员，未能染指，自然极为不满，他根据请愿人的意见，找陈忱天诘问，陈推称是省方意见，黄不愿和肖洒、刘艺舟发生正面冲突，转告请愿人有意见向上级反映。黄勉给我写封介绍信叫我去找甘乃光，陈忱天也亲去找我，假意给我写信去开封东华门复兴社找该社的大头目，设法为我谋显要位置，满足我升官发财欲望。于伯龙所办成达中学，由陈忱天关说，李绍遽给捐了几千块钱，以换取于伯龙不再为国大代表事争论。
一九三六年夏，国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发表前夕，我带着黄勉专员的介绍信，到南京见到了内政部长甘乃光，甘说，人选事牵涉方面很多，主要是尊重河南负责人的意见，他自己虽愿尽力帮忙，恐不易为力。我得到的印象是所谓选举监督总事务所，不过是个办理选举例行公文事务所，实际选举大权，全操在大头目手里。我在南京，又以过去师生关系见到了内政部次长郑震宇，郑是河南安阳人，北伐前在开封师范教历史，是我的老师，他特别约我到他家吃晚饭，对淮阳专区选举情形，详加询问并择要记录。最后告我说，各方关系复杂，内政部和选举监督事务所的意见，不易见诸实施，嘱我回河南找实际负责选举的人反映，他只能旁敲侧击，相机协助。我以后又找了刘莪青等在京的河南士绅，多方奔走，不得要领，怏怏回汴。
回到开封，几次去东华门复兴社，见到了几个操纵选举的头目，他们对我的私去南京活动，提出责难，我不向他们低头，闹得很僵。因为他们心中有鬼，也知道我背后有几个有力者的支持。我又是较早参加该组织的成员，所以不愿事态扩大，经过他们研究，对我改用拖延欺骗办法，答应尽他们的力量，为我谋得一个县长或是省政府秘书科长的位置，以为补偿。我虽明明知道他们是敷衍应付，并无诚意，但想到再闹下去，肯定对自己不利。我平日常交往的几位关心我的师友当时在教育厅当科长的王公度（海涵），赵邦俊（子杰）都劝我说：“鸡蛋碰石头，石头最多脏一点，粉碎的还是鸡蛋”。在他们的劝说下，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针，表示接受这些头目们的意见，也假意对他们表示感谢。在开封住了十来天，又回到淮阳，见到黄勉和陈忱天，汇报了到南京和开封经过，他们除表示同情和惋惜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这样我在国大代表竞选中落选了。